2017年11月12日晚，四川大学史学大讲堂第二讲“在雪山与大漠之间——探秘高原丝绸之路”在历史文化学院报告厅举行。本次讲座由霍巍教授主讲，李映福教授主持，并吸引了历史文化学院学院多位老师以及四川大学各年级各专业的学生前来聆听。李映福教授首先对主讲人做了简要介绍——霍巍教授是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旅游）学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也是继童恩正一代后的第二代优秀西藏考古学家。霍巍教授研究范围非常广泛，在中国汉唐考古、美术考古、西藏考古、文物学与艺术史、中外文化交流等方面均有建树。
霍巍教授从考古材料与文献资料的整合入手，着力构建历史研究与考古研究、文本资料与实物资料之间的框架，以探讨高原丝绸之路的相关问题。
首先，霍巍教授对“高原丝绸之路”的概念做出了阐释。第一，由于西藏的地形地势，以往人们常常认为这是一个文明乃至生命的禁区。实际上，青藏高原在地缘上处在南亚和中亚的交汇处，并且四周有很多因大江大河阻隔而形成的自然通道可通往各平原地区，因此在很早以前就已经是各文明交汇的中心点，也是西部地区非常重要的十字路口。第二，丝绸之路这一概念有狭义与广义之分，而我们今天所讲的丝绸之路是一个非常广阔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狭义的丝绸贸易通道。它可以泛指古代中国与古代西方之间的交流通道，同样，高原丝绸之路的所指即是青藏高原从古代开始与外界发生的联系交流及其途径、方式。与此同时，高原丝绸之路也不是一条单一的路线，而是一种路网，可以包含不同的时代、走向、段落和功能。这些道路先后被学者们命名为不同名称，如麝香之路、食盐之路、唐蕃古道、蕃尼古道等。
霍巍教授从三个时段介绍了青藏高原与外界世界的交通交流，分别是前吐蕃时期、吐蕃王朝时期和后吐蕃时期，并着重介绍了前二者。
第一个时间段是前吐蕃时期（公元7世纪以前，也可称为“上古西藏时期”）。在当时，西藏就已经与其他区域有了交流。根据考古发现，我们可知在距今5500—5000年的新石器时代的西藏已出现具有定居性质的村落，而在同时期中国各区域也兴起着大量的农业聚落。由此可见史前时期的青藏高原已不是一座孤岛。当时已经有人群和物种进入，人们定居在青藏高原西南部地区，种植小米；几百年后，麦类植物也东进或南下进入高原。更多考古材料表明，来自东方的粟，以及西方或者北方的麦也在同时期进入高原。
接下来霍巍教授向大家分享了拉萨曲贡墓葬出土的铁柄铜镜，这面铜镜具有两个特点：一是带柄（镜子带柄是西方特色），它可能来自南亚或者中亚；二是它由铁和青铜两种金属合制而成，体现了青藏高原对外部冶金技术的吸收。以上材料都可表明当时的西藏已经与外界有了交流。而后霍巍教授又展示了形态几近一样的三柄铜剑，但出土地点却相隔千里——它们分别来自西藏西部的皮央遗址和四川的盐源。这也说明当时的技术或者人群已经可以横跨青藏高原。
第二个时期是吐蕃王朝时期。吐蕃王朝在极盛时期的版图非常辽阔，因此也有着通向四面八方的多条交通路线。这些复杂的路线可以分为几条干道。北面的两条线路与我们当今所说的丝绸之路南线和北线基本一致。第二条路线则纵贯青藏高原，北交丝绸之路，南下直达吐蕃首都，随后转向西行。这条路线完全处于高原内部，且把汉藏之间的路线扩展为一条国际路线。
霍巍教授首先向我们介绍了“新道”，即蕃尼道。初唐时期文成公主进藏让唐蕃关系处于“蜜月期”，同时也沟通了中印。因此初唐时期中印交通的一个特点就是这条经过西藏的“新道”。在以往的研究中，这条国际路线“出山口”的具体位置语焉不详，后续研究的突破不约而同地涉及到了唐初使节王玄策。王玄策曾三次出使，分别在贞观十七年与李义表、贞观二十二年与蒋师仁以及显庆年间进入印度。著有《中天竺行记》，可惜的是此书后来全部散失，有关王玄策的材料在《法苑珠林》中尚存十几条记载。在国外，关于王玄策的研究还有法国学者列维搜集各材料中关于王的只言片语编成的《王玄策使印度记》，后由冯承钧先生翻译。通过对王玄策其人的研究，1990年6月，四川大学考古队在中尼边境吉隆县经过多次打听探访，并在当地民众的帮助下发现了震惊学界的《大唐天竺使出铭》，证实了唐代以蕃尼道同印度地区进行交流。此碑为大唐官方使节王玄策于唐高宗显庆三年所建，其铭文是目前西藏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唐代汉文碑铭，由此可见王玄策前后三次出入的主要路线就是新道，意义十分重大。在吉隆河谷内。考古队还发现了其他考古遗迹——冲堆石塔、日松贡布摩崖造像（11世纪）、卓玛拉康阑额彩绘及木雕、戍堡、清代石刻等，这也证明在王玄策后这条道路一直存在并被使用着。
其次介绍的是吐蕃通往中亚的交通路线。北京大学王小甫先生认为从青藏高原通往其西北的道路主要有两条——一条向北去塔里木盆地，由此东到和田，西去叶城；一条向西跨越帕米尔高原，经勃律地区去往中亚。而《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记载了玄照走的一条路线：他从长安出发，经过速利、吐火罗再到吐蕃，走成一条环状路线，人们一直对这条路线的存在表示怀疑。而近年来，在西藏西部的札达县有这条路线相关的新发现。川大考古队对该地的穹隆古鲁架寺出土的物品做了整理，并发现了令人震惊的几件文物。一个是写有汉字“王侯”及其镜像文字的丝织物。碳十四测定其年代为公元2-4世纪，这说明在汉晋时期带有汉字字样的丝绸就已经通过朝贡、赏赐的方式传播到了西藏西部。另一个重要发现是一件由丝绸和黄金共同组成金面罩，在中原地区人们用丝绸作为覆面，而西方的面罩多为黄金制成的。所以，西藏西部地区有来自东方中原和西方中亚的共同影响。考古学家还在出土的铜器和木案内发现了茶叶，有趣的是，该地茶叶和汉阳陵出土茶叶的分析结果几乎一样，表明汉朝时茶叶就已经通过某种渠道传到此地。这些发现都印证了唐代玄照所走环线可能并非虚幻之路。第三条路线是吐蕃东部从“蜀身毒道”、“滇缅道”进入天竺的通道。唐代高僧慧琳在《一切经音义》中有记载：“...今因传中说往昔有二十余人从蜀川出牂柯往天竺得达因有此说...”、“...过土蕃界，更度雪山，南脚即人（应作“入”）东天竺东南界迦摩缕波国，其次近南三摩怛吒国、呵利鸡罗国及耽摩立底国等。此山路与天竺至近，险阻难行，是大唐与五天陆路之捷径也。”由于环境险恶，目前为止还没有考古学家走过这条路线，只有些许线索。比如吐蕃时期的石刻已发现的最南处已经到了四川的石渠，且若把这些已发现的石刻点连成线，可以发现其向南延伸的趋势。
紧接着，霍巍教授介绍了丝绸之路与吐蕃文化的双向互动。物质方面的互动如丝绸、金银器、珠宝和青铜器；生活方面如马球和丧葬仪轨；宗教方面如大唐和印度佛教、波斯-伊朗拜火教和天主教等。具体例证如大昭寺的僧房院，这种建筑在印度现存地面佛寺中已经极少，但在印度的阿旃陀石窟寺中还能见到。此外，《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对那烂陀寺伽蓝建置的记载也与此相仿，可以看出大昭寺的建造最初受到了印度的影响。大昭寺的吐蕃银壶则见证了欧亚文明的交流，银壶上一人反弹琵琶、留络腮胡、头戴日月辉记帽，一人酩酊大醉、衣袖脱出，综上此壶极有可能就来自波斯。另外，霍巍教授展示了克里弗兰艺术博物馆收藏的吐蕃衣物，这样一件有着西方人所喜爱的对鸟纹的唐装，也体现了中西文化的交流。最后，霍巍教授对“高原丝绸之路”的历史意义进行了总结：第一，它是体现中外文化交流的丝绸之路网络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它成为输送中原文明进藏的“主动脉血管”。第三，它承担着中外文化交流的中转站和集散地作用。第四，它对于吐蕃社会和吐蕃文明的形成起到了特殊的作用，也成为青藏高原文明最终融入到中华文明强有力的联系纽带。
讲座的主要内容到此结束。随后，霍巍院长还给在座的老师同学们分享了几张川大考古队在高原工作的照片，讲述了在青藏高原上考古的生活，现场气氛轻松活跃。
讲座后，几位同学就西藏文明的东渐、西藏地区所发现茶叶的鉴定等讲座内容提出了相关问题，霍巍教授也一一耐心解答。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李映福教授最后对本次讲座进行简短总结：同学们在方法论上可以学到新的知识。这样的研究在非常大的时空范围内讨论问题，而且材料来源纵贯世界各地；同时，也提醒同学们田野工作的重要性，享受田野带来的锻炼和乐趣。霍巍教授的研究非常系统全面，利用全方位的材料真正证实了高原丝绸之路的存在，也进一步地阐释了青藏高原丝绸之路对汉藏文明演进的影响。至此，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落下帷幕。